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以下简称“国家公园”）位于海南岛中部，地理坐标北纬18°33'16''—19°14'16''，东经108°44'32''—110°04'43''，区划总面积4 269 km²。其中，核心保护区面积2 331 km²，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54.6%；一般控制区面积1 938 km²，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45.4%。涉及五指山、琼中、白沙、东方、陵水、昌江、乐东、保亭、万宁9个市县，东起万宁市南桥镇，西至东方市板桥镇，南至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毛感乡，北至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

海南坡鹿偏好于草地、灌丛、低海拔、地势平坦、远离道路干扰的生境^{[11-12, 17, 20, 22-24, 26]}。本研究从物理环境、生物环境、干扰等方面，选择生境类型、海拔、坡度、植被覆盖度、水源距离5个影响海南坡鹿生境选择的环境因子作为评价指标，构建坡鹿生境适宜性评价体系，并分析坡鹿对不同评价指标的偏好，对各指标进行赋值。其中，对于连续型及海南坡鹿对其偏好具有单调性的评价因子，如海拔、坡度、水源距离等，将其值标准化为1～100；对于离散型及海南坡鹿对其偏好并不具有单调性的评价因子，如生境类型、植被覆盖度等，将其进行分类并分别赋值为0、50、100（表1）。

为保证评价结果的客观性，采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对各指标权重进行计算。层次分析法通过对各个评价指标进行两两比较，根据重要性标度，确定指标间相对重要性，建立判断矩阵。设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为λmax，其相应的特征向量为W，运用方根法求解，即将判断矩阵的元素按行相乘，所得乘积分别开n（判断矩阵阶数）次方，最后将方根向量归一化后得特征向量W，即为各评价因子相对重要性的权重向量，从而把主观的判断客观化^[27-28]。

为检查决策者判断思维的一致性以及度量不同阶判断矩阵是否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引入随机一致性比率CR进行验证。随机一致性比率CR为一致性指标CI（consistency index）与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random index）的比值，即CR=CI/RI。RI可通过查表获得^[29]，CI由下面公式计算得到：

其中， $ \lambda \max =\sum\limits_{n=1}^{n}\dfrac{{(AW)}_{i}}{n{W}_{i}} $，A为判断矩阵，W为其特征向量。

利用AHP构建判断矩阵并计算各权重（表2），计算得出随机一致性比率CR=0.068，小于0.1，表明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在上述权重赋值的基础上，利用GIS的空间分析模块计算生境适宜性指数，将各个环境因子在ArcMap软件中转化为1 km×1 km的栅格数据，通过ArcMap软件中栅格运算功能进行叠加计算，确定区域内生境适宜度及其分布格局。生境适宜性指数（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HSI）利用下式计算：

式中，HSI为生境适宜性指数，Ci为第i个生境因子的分级赋值，Wi为各因子权重。

根据计算出的适宜性分析结果，采取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划分为适宜生境、中等适宜生境和不适宜生境3个等级^[30]。针对适宜生境开展植被类型、食源植物、有害生物及水源情况实地调查，通过野外实地调查对分析结果进行全面验证，进一步确认通过模型计算识别出的适宜生境是否能为海南坡鹿提供适宜的生存环境，从而准确识别出潜在栖息地。

生境类型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的土地覆盖数据。植被覆盖度利用归一化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进行反映，NDVI通过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获取的Landsat TM8遥感影像计算获得。海拔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获取的数字化高程模型（digital elevation model，DEM）。坡度数据利用DEM在ArcGIS软件Spatial Analysis模块进行计算获得。水源距离通过ArcGIS软件Spatial Analysis模块计算水源距离的空间分布（图1）。

图  1  影响海南坡鹿生境选择的环境因子

Figure 1.  Environmental factors affecting habitat selection of Hainan Eld's deer

生境适宜性计算结果如图2所示，高适宜性地区出现在霸王岭、尖峰岭、鹦哥岭、黎母山、吊罗山等山脉的山麓下沿平原地带；低适宜性地区主要为上述各山脉的主体部分。

图  2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海南坡鹿生境适宜性评价结果

Figure 2.  Habitat suitability assessment of Hainan Eld's Deer in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国家公园海南坡鹿生境适宜性变化幅度为13.43～95.13，呈明显正态分布（图3），平均生境适宜性为59.89±11.80。

图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生境适宜性频率分布

Figure 3.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habitat suitability in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采取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海南坡鹿生境适宜性为适宜生境（生境适宜性范围：66.62～95.13）、中等适宜生境（52.20～66.62）和不适宜生境（13.44～52.20）3个等级（图4）。其中，适宜生境面积1 296.89 km²，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29.48%；中等生境面积1 975.07 km²，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44.89%；不适宜生境面积1 127.57 km²，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25.63%（表3）。经实地调查验证，适宜生境含海南坡鹿偏好的灌丛、草地等生境，且水源、食源植物分布广泛，有害生物数量较少，可作为坡鹿潜在栖息地，其主要分布于国家公园范围内各山脉的山麓平原带（图5）。其中，774.98 km²（59.76%）的潜在栖息地落在一般控制区内，521.91 km²（40.24%）的潜在栖息地落在核心控制区内。

图  4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海南坡鹿生境适宜性分级

Figure 4.  Habitat suitability classification of Hainan Eld's deer in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图  5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海南坡鹿潜在栖息地分布

Figure 5.  Distribution of potential habitat for Hainan Eld's deer in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从国家公园不同区域上看，海南坡鹿潜在栖息地（即适宜生境）分布最为集中的是霸王岭，共353.21 km²，占潜在栖息地总面积的27.20%，其次为尖峰岭（250.35 km²，19.28%）、黎母山（234.31 km²，18.04%）、鹦哥岭（207.18 km²，15.95%）；海南坡鹿潜在栖息地分布最少的为五指山，共50.34 km²，占潜在栖息地总面积的3.88%（表3）。

本研究基于多源空间环境因子构建海南坡鹿潜在栖息地适宜性评价，并识别出海南国家公园范围内可作为未来种群扩散、迁地放归与栖息地恢复的关键区域。结果表明，海南坡鹿高适宜性潜在栖息地集中分布于霸王岭、尖峰岭、鹦哥岭、黎母山、吊罗山等山脉的山麓下沿平原地带，面积1 296.89 km²，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29.48%。其中霸王岭片区和尖峰岭片区为高适宜性区域主要分布区（分别占潜在栖息地27.20%和19.28%）。高适宜性区域兼具水源保障、食物资源丰富、地形平缓及避风条件良好等综合优势，为海南坡鹿提供了理想的觅食、繁殖和隐蔽场所^{[31, 32]}。这一研究结果与前人对海南坡鹿种群恢复评述的基本一致^{[15, 33]}。

潜在栖息地中约六成位于海南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意味着“适宜生境-人类干扰”的耦合将成为迁地保护与种群恢复成败的关键。有研究表明，道路密度与景观变化可显著改变海南坡鹿适宜栖息地分布并加速栖息地丧失^[20]。因此，适宜性评估的管理转化需要与干扰分层治理、连通性提升及社区共管机制同步推进，才能把空间潜力转化为可持续的种群增长。

综合考虑海南坡鹿潜在栖息地适宜性占比和生态承载能力，将海南国家公园各片区划分为3类，1）最优选址区域：霸王岭片区、尖峰岭片区；2）次优选址区域：黎母山片区、鹦哥岭片区；3）备用选址区域：吊罗山片区、毛瑞片区、五指山片区。最优选址区域种群扩展空间较大，适合种群扩散与核心种群建设。目前通过迁地保护和野化放归已经将邦溪保护区的30头海南坡鹿迁到霸王岭片区，当前种群发展较好。与此同时，海南省林业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于2023年在尖峰岭片区选取了海南坡鹿迁地保护点，2025年海南坡鹿迁地保护工程也在尖峰岭片区中沙、陀烈管护范围内开展。这些举措均凸显了霸王岭片区和尖峰岭片区在海南坡鹿迁地保护中的关键作用。山脉主体部分则由于其地形陡峭、水源缺乏、食物资源有限以及避风条件差等因素，呈现低适宜性特征，不利于海南坡鹿的生存和繁衍。这些区域虽然面积广阔，但实际能够为海南坡鹿提供的有效栖息地十分有限。因此，在未来的迁地保护工作中，应重点关注高适宜性区域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栖息地适宜性评价是鹿科动物保护生态学研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34-36]。国内外诸多研究表明，影响鹿类栖息地适宜性的关键环境因子包括生境类型、植被覆盖度、地形（海拔、坡度）、水源可及性及人为干扰强度等，其中，干扰因子常用不透水面面积，道路密度，居民点距离等反映^[37-39]。本研究未将干扰因子单独列出，但通过对生境类型的综合考量，将生境类型中城镇用地类型赋值为0来代表干扰因子，实际已间接地纳入了干扰因子的影响。未将干扰因子单独列出，可能会存在低估干扰的情况，但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对生境适宜性评价各指标权重进行计算，生境类型相对权重为0.375，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低估干扰的影响。同时，本研究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对各生境类型进行了详细的划分与评估，充分考虑了不同生境类型对海南坡鹿生存和繁衍的影响。此外，本研究还结合了实地调查数据，对模型结果进行了验证和修正，进一步提高了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本研究在数据相对不足的条件下提供了可解释、可转化的空间底图与治理优先序，为迁地保护选址、生境修复与廊道规划提供了直接支撑。最优区域应集中建设保护核心区，强化生态隔离与食物资源供给；次优区域适宜建设迁地试点和生态走廊；备用区应规划为长期生态恢复与扩展区域。此外，应持续监测栖息地动态变化，结合遥感更新模型参数，适时调整区域分类与管理措施。下一步研究将结合物种分布点、行为监测数据、气候模型等多源数据，引入多模型集成与连通性网络优化，推动海南坡鹿保护从空间潜力走向可持续恢复。

根据调查结果，发现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存在一定面积的坡鹿潜在栖息地，但这些潜在栖息地同样面临被农田、经济林所占据的问题。因此，妥善合理处理人鹿争地矛盾，是海南坡鹿迁地保护的首要问题。除土地权属外，海南坡鹿要实现迁地保护还需要面对生境改造问题。食物、水源和隐蔽物是影响野生动物生存的3大要素^[40]，在进行生境改造时需针对食物、水源和隐蔽物3大要素进行系统规划与改造。具体而言，在食物资源方面，应恢复原生低平地热带草原和稀树灌丛植被，优先种植坡鹿偏好的本地草类与灌木，如禾本科植物，以提升觅食环境的丰富度与可持续性。在水源保障上，需清理污染源并维护现有溪流、湿地生态系统，必要时增设人工饮水设施，确保水质清洁与常年供应。对于隐蔽物，应通过保留现有灌丛带、增加植被密度或构建人工遮蔽结构，为坡鹿提供躲避天敌和人类干扰的安全空间。此外，改造过程中需结合自然村分布和各片区旅游规划综合考虑，合理规划生态廊道建设，以缓解农业垦殖和开发活动造成的生境隔离问题。

海南坡鹿潜在栖息地广泛分布有外来植物，外来植物很少有海南坡鹿喜食的物种，同时外来物种往往会排挤乡土物种，且飞机草（Ageratina adenophora）、假臭草（Praxelis clematidea）和山香（Mesosphaerum suaveolens）等能分泌刺激性化学物质，对一些坡鹿喜食的食源产生负面作用，导致坡鹿食源植物减少^[41]。因此，要加强对外来植物的研究和监测，了解其入侵机制、入侵途径、种群定居、发生和爆发机制等，为防治外来植物入侵提供科学理论指导。同时建立栖息地之前，应该要对已存在的、具有较强破坏力的外来物种进行清除。提高国家公园内工作人员及居民的专业素质和防患意识，积极宣传教育，提高人们对外来物种及其入侵危害的认识。

海南坡鹿有害生物如蜱虫（Ixodida）、蚂蝗（Hirudinea）、蚊（Culicidae）、蝇（Muscidae）等在海南坡鹿潜在栖息地里有广泛分布，构成多重威胁。摸清潜在栖息地中有害生物的主要属种、分布及其可能传播的病原，针对海南坡鹿栖息地有害生物及其病原传播的威胁，建议采取“生态修复−生物防控−社区共管”三位一体的综合防治措施，通过多维度干预，可在保护海南坡鹿种群的同时维持生态平衡，降低人畜共患病风险。

目前，针对野生物种生境适宜性评价主要模型有生态位因子分析（ENFA）模型、最大熵（MaxEnt）模型、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模型和生境适应性指数（HSI）模型等^{[42, 43]}。目前，由于缺乏海南坡鹿野外分布记录数据，本研究仅采用生境适应性指数（HSI）模型预测其潜在栖息地。未来研究建议整合多种模型进行交叉验证，从而提升潜在栖息地空间预测的精度。同时，在进行潜在栖息地评价时使用高分辨率底质数据，并充分考虑放牧、耕种、旅游等人为干扰因子，以及气候、坡向等环境因子^[44]，从而提高模型的适用性和预测结果的可靠性。此外，建议建立长期监测网络，定期更新栖息地评价参数，并将新发现的、符合条件的区域及时纳入海南坡鹿栖息地保护与恢复规划体系，为种群扩散和生态廊道建设提供持续的空间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