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来自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理论的探讨和梳理，具体内涵指向“人的劳动能力”、“人的个性自由”、“人的需要满足”、“人的社会关系发展”^[5-7]。从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哲学的视域来看，全面发展的人处于优质的自然生态环境中，高度的生态文明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条件和重要保证^[8-9]。例如对个体生理、心理的全健康以及社会、环境、道德生态等方面的全健康实现作用^[10]。

国家公园作为具有国家代表性的生态资源保护地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代表，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优质的自然环境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人类重新发现自我和回归本性的保留地；国家公园为人们提供了联结自然、恢复身心健康的场所，对于人们的自身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满足了新时代人们的健康需要。尤其是生态文明建设上升至国家战略以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已经成为社会高度共识，学者对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研究逐渐步入拓展和深化阶段，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休闲旅游”等分别展开论述，认为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生态环境事关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11]。

由于我国国家公园正式成立时间较短，目前尚未见从生态文明的视角研究国家公园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报道。笔者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研究国家公园对人与自然的极致链接、人的全面发展的促进作用，旨在揭示国家公园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以及对于自然保护地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生态文明理念下，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能够发挥生态功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然而目前的研究还未涉及到二者的内在机理。在文献梳理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多数学者以阐释为主来解释生态文明体制建设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然而这种诠释性分析实质上并未突破原有的马克思理论框架^[12]，未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性特点，因而，本研究尝试从数据方面去解释证实生态文明理念下国家公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机理。

事实上，国内外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从未停止。从联合国开发署1990年的人类发展指数到我国现行的小康社会评价指标^[13]，学者普遍认为人的全面发展不能以单一的物质条件为标准，需要从多角度、主客观结合等方面构建“人的全面发展”指标体系^[14-15]，但这类指标体系侧重于客观衡量地区、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16]，视角单一，且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表现是自我提高和自我革命的认知和行动^[11]。

国家公园提供的良好生态环境与人的全面发展密切相关，本研究针对居民和访客这2个与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的主观感受，结合生态、休闲、旅游等知识基础，发展、纯化国家公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因素，总结出国家公园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关的10项因素，即生存环境、生活环境、发展环境、文化自信、生态自信、精神享受、生态责任、生态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涉及“生态物质基础”、“生态精神富有”、“生态道德素质”、“生态社会关系”等4个方面（图1）。

图  1  国家公园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武夷山国家公园位于福建省的武夷山市、建阳区、光泽县和邵武市（均为南平市行政范围），主体位于武夷山市，规划总面积1001.41 km²。区内居住3350人，涉及4.58万人口，以茶叶、毛竹、外出务工和其他经济产业为主，其中，80%以上的社区生产茶叶， 经济收入共性明显；武夷山国家公园既是我国唯一一个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又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保护地，2019年武夷山国家公园游客达到411.65万人次，在同批批准成立的国家公园中，生态旅游发展较为成熟。访客调研的主要区域为九曲溪资源保护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武夷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021年5月1−5日于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访客和居民的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138份，有效问卷134份，有效率为97.1%，其中访客可用问卷99份，居民可用问卷35份（表1）。

笔者在进行可靠性分析时，主要利用Cronbanch’s α系数来分析问卷的信度，结果见表2。结果表明，生态环境基础、环境整体优化、增强社会关系、满足精神需要等因子的居民问卷信度系数分别为0.878、0.848、0.858、0.705；访客问卷信度系数分别为0.886、0.877、0.811、0.795，可见各个因子的信度较好（Cronbanch’α值均高于0.7），表明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通过调查取得的数据具有内在一致性，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分析结论是可靠的。

将居民问卷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得到4个公因子，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73.256%。采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轴进行旋转，旋转结果见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国家公园提高了经济收入”、“国家公园增加了我的就业机会”、“国家公园发展提高了我的生活质量”、“我意识到现行的国家公园体制对人民是有利的”等问项在因子1上的荷载较大，是国家公园提供的生存、生活、发展机会的表现，故将因子1命名为“生态物质基础”；“国家公园的发展让我提升了对本地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国家公园的发展让我提升了对本地生态环境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国家公园的发展让我们享受到良好的生态环境”、“在国家公园内（周边）的生活让我感到舒适愉快”等问项在因子2上的荷载较大，是国家公园促进精神需要的满足的体现，故将因子2命名为“生态精神富有”；“我愿意自觉保护国家公园的环境”、“我希望接受生态环境保护教育并提高保护意识和能力”、“我愿意监督提醒他人的不环保行为”、“我会遵守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的相关准则”等问项在因子3上的荷载较大，是生态责任和生态行为的表现，将因子3命名为“生态道德责任”；“我愿意参与到国家公园建设中”、“我认为自己与周围环境是一体的”、“我感到自己与周围的动植物是亲近的”、“村民之间关系友好”等问项在因子4上的荷载较大，体现了国家公园中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亲近度，故将因子4命名为“生态社会关系”。

将访客问卷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得到4个公因子，因子累计贡献率达到74.251%。采用最大方差法对因子轴进行旋转（表4）。

由表4可知，“国家公园为访客提供了游憩机会”、“我所到访的国家公园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国家公园内的基础设施能够满足我的需求”、“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符合我的需求”、“我意识到现行国家公园体制是有利于民的”等问项在因子1上的荷载较大，将因子1命名为“生态物质基础”；“我认为国家公园的生态具有国家代表性”、“我对观赏野生动物经历满意”、“我在参观过程中学习了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我在国家公园内的生态体验中有愉悦的感受”等问项在因子2上的荷载较大，将因子2命名为“生态精神富有”；“我愿意接受环境教育并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和能力”、“我愿意监督提醒他人不环保行为”、“我会遵守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的相关规则”等问项在因子3上的荷载较大，将因子3命名为“生态道德素质”；“我感到自己与周围的动植物是亲近的”、“我在这里感觉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我愿意为国家公园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等问项在因子4上荷载较大，将其命名为“生态社会关系”。

数据分析显示，国家公园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包含“生态物质基础”、“生态精神富有”、“生态道德素质”和“生态社会关系”4个方面，虽然作用于居民和访客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都从以上4个方面促进了其全面发展。在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指导下，国家公园应遵循“生态物质基础”、“生态精神富有”、“生态道德素质”和“生态社会关系”四条路径，充分发挥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人的存在和发展与生态自然的存在和发展互为基础^[17]。国家公园作为生态保护的盾牌，在维持人的基本生存环境的同时，也为人的生活环境、发展环境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物质基础，验证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18]。

居民和访客视角的“生态物质基础”具有方向相似性，但具有不同的表征内容。从居民角度来说，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改善是其基本需要和基本诉求^[19]，因此，衡量指标侧重于“提高经济收入”、“增加就业机会”以及“提高生活质量”方面，是物质基础提供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国家公园在维持、发展当地社区受益过程中的重要性^[20]；从访客角度来说，访客借助于国家公园了解、亲近、体验自然以能够进入国家公园为前提^[1]，以满足其环境观赏、环境教育、生态产品享受为基本要求。因此，国家公园为访客提供的生态物质基础表现为游憩环境、游憩产品、游憩设施等提供，具体测量指标包括“提供游憩机会”、“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满足需求”和“生态产品符合需求”。值得说明的是，不论对于居民还是访客，发展机会的识别都是其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国家公园体制下，发展性指标体现为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21]，人民群众对“国家公园体制有利”的认知影响着其能否通过国家公园主动发现和获得发展机会，这也验证了居民和访客的支持是国家公园主客双方可持续发展前提的观点^[22]。

精神生活水平代表着人对自身的认识程度和按照美的规律认识世界的深度^[19]，国家公园引导人们反思对自己的生命、人和世界关系的认知^[4]，促使人对自身的存在状态、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的发展趋向有更深刻的思考，以生态文明的社会造就精神富有的社会^[33]。

精神层次的富有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34]。于居民而言，国家公园内及周边文化氛围、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的地方认同感、自豪感能够强化其对地方自然、文化的情感记忆，增强生态、文化理解，从而在生态享受中实现精神层次的富有，具体包括“对地方文化、生态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生态环境的享受和愉悦体验”；于访客而言，国家公园的国家代表性既是国家公园生态地位的表现，也是对国家生态文化自豪感和认同感的具体表现，能够增强其在国家公园内开展游憩活动的生态意识，在生态休闲中追求个性、能力发展，在愉悦的状态达到个性独立、自由的状态，表现为“对国家公园代表性的理解”、“生态体验的愉悦感受”等。

当代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认知和态度出现偏差，未形成正确的生态责任意识和生态行为^[29]。国家公园作为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部分，能够为生态环境优化提供客观的发展条件，以其特有的环境价值、游憩价值和自然教育价值^[30]将生态文明知识内化为人民群众的生态文明素质和价值认同，从而形成环境保护中的个人规范^[31]。结合文献梳理，笔者认为“个人规范”可命名为“生态道德素质”，外在体现为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与生态环境保护行为^[32]，在居民和访客群体中有相同的表征内容，具体包含“接受环境教育以提高保护能力”、“监督他人的不环保行为”、“遵守生态环境保护规定”等，其中居民作为生态价值转换的直接受益者，更加注重“自觉保护国家公园环境”。

人的全面发展指标体系建立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为基本依据^[14]，其中“人与社会”表现为生态物质基础提供中的经济物质基础方面，因此，国家公园在人的社会关系增强上主要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在居民和访客中有不同的内容表征，社区居民作为国家公园的保护者与受益方，与自然的和解更依赖于人与人的和解^[23]，“村民之间关系友好”是促进居民从居住地到归属地的情感转化，能够加强人与环境基于情感纽带产生的互动^[24]，激活居民参与国家公园建设发展潜能^[25]，提高参与意愿，实现国家公园共建共享；在访客群体中，则主要表现为是否“愿意为国家公园建设提出建议”，是对其本质特征和创造性活动的激发^[26]。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为人与自然的联结，表现为居民、访客与周围环境的融合程度和亲近程度，进而增强人与自然关系的质量^[27]，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环境的一体化程度”、“与动植物的亲近关系”。

总而言之，生态社会关系的增强，能够潜在推动人自觉调整与自然，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双重和谐，有利于人性的完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8]。

本研究探讨论国家公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内在机理，以武夷山国家公园为例，研究发现，国家公园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4个方面，即提供生态物质基础、促进生态精神富有、提升生态道德素质以及构建生态社会关系，包括关注生存环境、生活环境、发展环境、文化自信、生态自信、精神享受、生态责任、生态行为、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10个主要因子，其中部分因子在居民和访客群体中具有不同的表征内容。因此，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应当关注以下方面：

从居民角度而言：（1）国家公园在坚持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过程中应关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以改变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依赖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将生物多样性和当地文化转换为生态旅游产品，如将武夷山生态茶庄拓展成为环境教育、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链，为当地居民提供良好的物质生存、生活和发展环境；（2）关注居民的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和参与机会，在心理、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赋予居民参与权力，形成各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制度，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到国家公园相关项目的规划、开发与管理中来，引导社区居民的地方知识和传统智慧转化为国家公园的建设管理能力^[35]；（3）在居民与国家公园良好社会生态关系的发展中，将国家公园内外的相关村镇建设成休闲体验型的美丽乡村，优化原有的村庄布局，增强社区幸福感，强化居民对当地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归属感以促进地方认同。

从访客角度而言：（1）在严格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要求的基础上，注意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全民共享性和国家代表性的理念宣传，鼓励提供贴近自然的服务设施、引入智慧游憩系统以实现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福利、游憩福利，给予访客更真实的自然环境和当地文化的愉悦生态休闲体验；（2）实施特许经营制度，通过市场化手段为访客提供高质量的生态产品，有效建立人与自然的联结^[36-37]，进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强化公众对自然的道德理性和关怀；（3）关注国家公园对公众的环境教育功能，开展生态道德教育以增加其环境保护责任、意愿与行动，提高其保护生命和自然的生态道德素质，促进人类素质和深层能力的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高目标^[21]，又是马克思主义生态休闲思想所追求的价值归旨^[38]，国家公园作为优质生态产品，坚持全民共建共享理念，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极佳场域，本研究从数据角度证实了从居民、访客双角度国家公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机理。后续的研究还应进一步关注生态物质基础、生态精神富有、生态道德素质以及生态社会关系之间的逻辑关系，探讨居民和访客于主要因素方面的差异，细化和丰富国家公园与人的全面发展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