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oratory toxicity and field control efficacy of several common insecticides against pepper thrips

室内生物测定的瓜蓟马和花蓟马于2022年2月捕自三亚市崖州区赤草村辣椒田（18.40° N，109.16° E），经形态学鉴定及COI基因序列分析后确认种类。

试验选用药剂为目前生产上常用的不同类型的杀虫剂（表1），田间药效试验中所施用的剂量参照中国农药信息网（http://www.chinapesticide.org.cn/）上的登记推荐用量。

田间药效试验地点设在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崖城村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崖州基地（18.23° N，109.10° E）。种植辣椒品种为湘辣17号（湖南湘研种业有限公司），试验地土壤类型为粘壤土，土壤pH5.5～6.5，土壤肥力中等，辣椒按照常规种植密度种植，采用水肥一体化和常规农事管理，前茬作物为西瓜。

2022年12月23日施药，正值辣椒盛花期。施药时天气多云，全天气温18～25℃，相对湿度73%，风力3～4级。试验期间最高气温26 ℃，最低气温17 ℃，平均气温21.3 ℃，相对湿度为72%～82%，试验期间未出现降雨。

参照NY/T 3680—2020《西花蓟马抗药性监测技术规程 叶管药膜法》对试验方法略作改进，蓟马成虫毒力测定采用豆管药膜法，用体积分数0.1%的曲拉通吐温80（Tween-80）水溶液将供试药剂按照质量浓度配置成所需的最高质量浓度，再用2倍稀释法稀释成5～6个浓度梯度，每个质量浓度为1个处理，每个处理5个重复，以含0.1%曲拉通吐温80水溶液为对照。将制作好的药管（用剪刀在1.5 ml离心管管底剪一个直径3～5 mm的斜孔为吸虫口，并在管盖处戳一个直径5 mm的小孔）按浓度分别浸泡于不同质量浓度梯度的药液中，浸泡1 h后取出置于通风橱中吹干或自然晾干待用。将鲜嫩芸豆豆段（长宽约1.5 cm×0.8 cm）按每个质量浓度5个重复放进药液中浸泡30 s（从低浓度向高浓度浸药）捞出晾干，用小镊子把晾干的豆段及与豆段同样大小的滤纸一同装入制作好的药膜管中，然后每管吸取20～25头试虫，用封口膜将底部切口封好，离心管管盖垫一层事先备好的防虫网片（230目，孔径0.0630 mm）扣紧密封，防止蓟马逃逸，置于温度为（26±1）℃，光照16 h:8 h（L:D），湿度70%±10%的培养箱中饲养和观察。48 h后检查试虫死亡数，以细毛笔轻触试虫完全不动为死亡标准。

试验于2022年11—12月在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崖城村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崖州基地的辣椒田进行。在辣椒苗定植3 d后，使用10%吡虫啉WP、20%呋虫胺SG、10%溴氰虫酰胺OD、22.4%螺虫乙酯SC、25%噻虫嗪WG等内吸性较强的杀虫剂进行3 000倍稀释后灌根处理。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以清水为对照，每个药剂为1个处理，每个处理4个重复，每个重复为1个小区，每个小区面积为20 m²，小区之间设置保护行，小区内每株灌根50 mL药液。12月24日进行第1次药后数据调查，每个处理调查40株，之后每7 d调查一次，记录蓟马数量。

不同杀虫剂对辣椒蓟马的田间药效试验于2022年12月23日在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崖城村三亚市热带农业科学研究院崖州基地的辣椒田进行。试验时辣椒处于盛花期，蓟马为中等发生程度。试验采用随机区组设计，每个小区面积为20 m²，小区之间设置保护行，以清水为对照，每个药剂为1个处理，每个处理4个重复，施药时采用背负式手动喷雾器均匀喷洒全株，不同药剂处理全部现配现用，整个试验施药1次。

采用5点取样法，在每个重复选取5个调查点，每个调查点选择2株辣椒作为调查样株并进行挂牌标记定株调查，每株调查中、上部幼嫩组织和花朵。即每个重复共计调查10株辣椒，每个处理4个重复，共计调查40株辣椒。施药前调查各处理的药前活虫数，随后分别在施药后1、3、7 d调查各处理的活虫数，计算防治效果。虫口减退率和防效计算方法如下：

室内毒力测定结果采用Poloplus软件进行分析，将药剂浓度、死亡虫数和总虫数输入软件，输出参数包括LC₅₀值（致死中浓度）及其95%置信区间、卡方值和毒力回归直线的斜率。相对毒力指数=毒力最低药剂LC₅₀值/各药剂LC₅₀值。相对毒力指数越高，对应药剂的毒力越强。

田间药效试验数据采用SPSS v20统计软件处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以及Duncan's新复极差法进行差异性显著分析。所有统计图表均使用Origin 2024软件进行。

不同杀虫剂对辣椒上瓜蓟马的室内毒力测定结果显示（表2），不同杀虫剂对辣椒瓜蓟马的毒力存在差异。5种杀虫剂中以10%啶虫脒EC对瓜蓟马的毒力最低，致死中浓度LC₅₀为162.197 mg·L⁻¹，以其LC₅₀为参照基准，其毒力指数定为1，计算其他药剂的相对毒力指数，60 g·L⁻¹乙基多杀菌素SC毒力指数最高，相对毒力指数为9 541.000，说明其对辣椒上瓜蓟马的毒力最大，其致死中浓度LC₅₀为0.017 mg·L⁻¹。10%多杀霉素SC、5%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ME（以下简称甲维盐ME）、240 g·L⁻¹虫螨腈SC对辣椒上瓜蓟马的毒力水平差异不大，相对毒力指数均在5以下，分别为1.307、2.128和4.156。5种杀虫剂对辣椒上瓜蓟马的毒力按照从大到小顺序依次为60 g·L⁻¹乙基多杀菌素SC>240 g·L⁻¹虫螨腈SC>10%多杀霉素SC>5%甲维盐ME>10%啶虫脒EC。

室内毒力测定结果表明（表3），供试的5种杀虫剂对辣椒上花蓟马的毒力存在差异，5% 甲维盐ME对花蓟马的毒力最低，LC₅₀为551.269 mg·L⁻¹，以其LC₅₀为参照基准计算其他药剂的相对毒力指数，其他药剂的相对毒力指数范围为1.247～162.568，其中60 g·L⁻¹乙基多杀菌素SC对辣椒花蓟马的毒力最高，其LC₅₀为3.391 mg·L⁻¹，相对毒力指数为162.568；其次是10%多杀霉素SC和240 g·L⁻¹虫螨腈SC对辣椒花蓟马的毒力较高，其LC₅₀分别为9.279和11.192 mg·L⁻¹，相对毒力指数分别为59.410和49.256。5种杀虫剂对辣椒上花蓟马的毒力按照从大到小顺序依次为60 g·L⁻¹乙基多杀菌素SC>10%多杀霉素SC>240 g·L⁻¹虫螨腈SC>10%啶虫脒EC>5%甲维盐ME。

田间调查结果（图1）显示，辣椒苗期采用10%吡虫啉WP、20%呋虫胺SG、10%溴氰虫酰胺OD、22.4%螺虫乙酯SC及25%噻虫嗪WG等内吸性杀虫剂3000倍液灌根处理后，各处理区蓟马种群动态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与空白对照区一致，但种群数量均显著低于对照区。其中，20%呋虫胺SG处理区的变化趋势与对照组完全相同，种群数量随辣椒生育期推进而增加，种群数量于药后48 d达到峰值，55 d出现下降。10%吡虫啉WP、22.4%螺虫乙酯SC和10%溴氰虫酰胺OD处理区的种群动态均呈现“增–减–增–减”波动，峰值亦出现于药后48 d，并于55 d下降，其中吡虫啉和螺虫乙酯处理在34 d亦出现下降，溴氰虫酰胺处理后41 d出现下降。25%噻虫嗪WG处理区种群动态呈“增–减–增”趋势，蓟马数量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药后41 d内均低于5头·株⁻¹。总体表明，苗期内吸性药剂灌根处理对辣椒蓟马具有一定防治效果，药后55 d内各处理区种群数量均低于空白对照，其中噻虫嗪处理虫量始终低于10头·株⁻¹，防治效果最优。

Figure 1.  Population dynamics of thrips in the field after root irrigation at the seedling stage of chili peppers

辣椒盛花期开展5种常用药剂及组合药剂对辣椒蓟马的田间药效试验，结果表明（表4），60 g·L⁻¹乙基多杀菌素SC 1 500倍液和蓟马食诱剂1 500倍液联合使用对辣椒蓟马田间防治效果最突出，药后第1 d防效高达97.15%，远高于60 g·L⁻¹乙基多杀菌素SC 1000倍液单独使用防效（69.40%）。10%吡虫啉WP、20%呋虫胺SG、22.4%螺虫乙酯SC等在辣椒盛花期单独喷施，药后1 d对辣椒蓟马表现出一定的速效性，但防治效果不佳，防治率均在50%以下。10%溴氰虫酰胺OD处理虫口数不降反增，防效为负值（−2.41%），与清水对照无显著差异，表明其在施药初期对蓟马种群控制作用较弱。药后3 d，所有处理组的虫口数均出现回升，其中对照区的虫口数量出现了异常显著的增殖，其增长率远高于其他处理组，虫口减退率为负值，校正防效普遍下降。此现象可能与药剂持效期或田间蓟马的持续迁入有关。尽管如此，60 g·L⁻¹乙基多杀菌素SC及其与蓟马食诱剂的混用处理防效相对稳定，校正防效分别为1.56%和22.41%，虽防效不高，但优于10%吡虫啉WP、20%呋虫胺SG、10%溴氰虫酰胺OD等药剂处理（校正防效均为负值），而22.4%螺虫乙酯SC和10%溴氰虫酰胺OD药后3 d防治效果提升至21.85%，相比药后1 d（16.08%）防效提升了约5%。药后7 d，各药剂的持效性差异表现更为明显。其中，“10%溴氰虫酰胺OD”和“60 g·L⁻¹乙基多杀菌素SC+蓟马食诱剂”处理表现出较好的后期控制效果，校正防效分别为30.92%和44.31%，显著高于其他处理。与之相反，“10%吡虫啉WP”和“20%呋虫胺SG”处理的校正防效分别为−67.04%和−57.40%，虫口数显著高于初始基数和清水对照，表明其对蓟马种群已无控制作用，甚至可能刺激其繁殖。

本研究通过室内毒力测定、苗期灌根处理及田间药效试验，综合评价了多种杀虫剂对辣椒蓟马的防治效果，明确了不同蓟马种类及种群对药剂的敏感性存在显著差异，揭示了不同杀虫剂对辣椒蓟马的差异化防控效果，尤其在速效性、持效性和施药方式方面表现不一，为精准施药提供了科学依据。

室内毒力测定结果表明，60 g·L⁻¹乙基多杀菌素 SC对辣椒上瓜蓟马和花蓟马均表现出极高的毒力，LC₅₀值显著低于其他药剂（瓜蓟马：0.017 mg·L⁻¹；花蓟马：3.391 mg·L⁻¹），其相对毒力指数为9 541.000，显著高于其他药剂，这与近年多项研究结果一致。例如，胡守印等^[12]研究表明60 g·L⁻¹乙基多杀菌素SC对瓜蓟马的室内毒力较高，在6种药剂中仅次于10%溴虫氟苯双酰胺SC，位居第二，与本研究结论基本一致。钱康华等^[13]测试了10种常用药剂对4种蓟马的室内毒力，发现60 g·L⁻¹乙基多杀菌素SC和10%虫螨腈SC对4种蓟马的毒力相对较高，其中60 g·L⁻¹乙基多杀菌素SC对瓜蓟马和花蓟马的毒力最高，王泽华等^[14]通过测定5种药剂对蔬菜上棕榈蓟马的室内毒力和田间防效，明确了乙基多杀菌素对棕榈蓟马杀虫活性最高。尽管具体LC₅₀值因试验条件、虫源及方法差异而难以直接比较，但三者均肯定了乙基多杀菌素对瓜蓟马的高毒力特性，与本研究结果高度吻合。此外，本研究发现瓜蓟马和花蓟马对药剂的敏感性存在种间差异，室内毒力测定结果显示，10%啶虫脒EC对瓜蓟马的毒力最低，LC₅₀值为162.197 mg·L⁻¹，5%甲维盐ME对花蓟马的毒力最低，LC₅₀值为551.269 mg·L⁻¹。

瓜蓟马对10%啶虫脒EC和5%甲维盐ME的敏感性明显高于花蓟马，对60 g·L⁻¹乙基多杀菌素SC的敏感性同样高于花蓟马，与钱康华等^[13]研究存在一定差异，这很可能与蓟马种群已对同类药剂产生抗性有关。例如，Shen等^[15]测定了两种蓟马不同地理种群对目前生产上普遍使用的9种药剂的敏感性。结果发现，两种蓟马的部分种群对常用杀虫剂都相继演化出了不同水平的抗药性，种内和种群间对9种常用杀虫剂的敏感性均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两种蓟马不同种群间对乙基多杀菌素敏感性差异最大，西花蓟马最耐药和最敏感种群之间的LC₅₀差异为73.92倍，瓜蓟马为257.19倍。因此，在田间应用中应结合监测目标区域的抗性水平，需谨慎使用。

乙基多杀菌素作为一种新型多杀菌素类杀虫剂，其作用机制是通过激活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和GABA门控氯离子通道，导致昆虫神经系统过度兴奋而死亡，因其对非靶标生物的低毒性及环境可降解性被列为可持续农业害虫管理的优选药剂，符合当前农药减量增效的政策导向。然而，田间应用试验结果显示，60 g·L⁻¹乙基多杀菌素SC对辣椒蓟马速效性一般（药后1 d防效69.40%），但持效性较差（药后3 d防效<50%），这可能与其易光降解和生物降解特性，蓟马繁殖快和隐蔽危害习性（如躲藏在花器内）有关^[12]。60 g·L⁻¹乙基多杀菌素 SC 减量使用并与蓟马食诱剂复配后，药后防效提升至97.15%，防效10%的提升表明行为调控与化学防治的结合可显著提高防控效率，类似增效方法在缨翅目害虫防治中也有报道^[16]。值得注意的是，60 g·L⁻¹乙基多杀菌素SC减量使用并与蓟马食诱剂复配后使用，还延长了其有效防治时间，这种持效期的延长可能是“化学杀虫”与“行为调控”协同作用的结果。其主要原因由于乙基多杀菌素通过胃毒和触杀作用防治蓟马，但其持效受限于害虫接触药剂的程度。加入食诱剂后，持续诱导蓟马成虫接触含药剂残留部位，形成“诱集-击杀”循环，显著提高药剂利用效率，从而延长有效防效期，有效抑制田间虫口增长。尽管需进一步验证，但通过具有独特作用机理的乙基多杀菌素（作用于烟碱乙酰胆碱受体）与行为靶向的食诱剂协同应用，可集中诱杀害虫，确保包括潜在抗性个体在内的绝大多数接触足量药剂，从而减少抗性基因的存活与繁衍，有助于延缓抗药性发展并维持长期防效。总之，乙基多杀菌素与食诱剂组合应用防治效果的提高和持效期的延长，并非单一因素作用，而是一个行为学、生态学与毒理学共同作用的综合结果。食诱剂通过持续的行为调控，提高了靶标害虫与药剂残留的接触效率，实现了对害虫种群的持续压制，从而克服了单剂防效不佳、持效期短的缺点。这为开发基于行为调控的绿色、精准防控技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苗期灌根试验表明，10%吡虫啉WP、20%呋虫胺SG、10%溴氰虫酰胺OD、22.4%螺虫乙酯SC、25%噻虫嗪WG等内吸性药剂通过灌根处理均可较长时间抑制辣椒蓟马种群（药效持续55 d以上），其中25%噻虫嗪WG表现出优异的抑制性和持效性（55 d内虫口<10头·株⁻¹）。这与李飞等^[17]的研究结果一致^[17]，进一步证实了噻虫嗪作为一种具有强内吸性和长效性的新烟碱类杀虫剂，在作物苗期通过灌根方式施用，可充分发挥其在维管束系统中的传导特性，实现对蓟马的预防性控制。噻虫嗪是一种高效低毒的新烟碱类杀虫剂，具有较强的内吸传导性和长效作用机制，常被推荐在苗期灌根或喷淋施用进行害虫预防性控制^[13,17−18]。

相比之下，叶面喷雾的速效性和持效期普遍较差。本研究田间防效试验结果表明，10%吡虫啉WP、20%呋虫胺SG、10%溴氰虫酰胺OD、22.4%螺虫乙酯SC等药剂在盛花期喷施药后的防效均低于50%，防治效果不理想，显著低于对照药剂乙基多杀菌素防治效果。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药剂防治效果降低，药后3 d除22.4%螺虫乙酯SC外，其他药剂防治效果均降为负值，其中10%溴氰虫酰胺OD处理防效最低，药后1 d和3 d防治效果均为负值（−2.41%），与清水对照无显著差异。这一现象可能主要由两方面原因造成：其一，蓟马在花期常隐匿于花器内部，常规喷雾难以使药液有效覆盖靶标部位，导致实际接触药剂的虫量有限；其二，近年来蓟马对吡虫啉、呋虫胺等部分新烟碱类药剂已产生一定抗药性，进一步降低了药剂的实际防效。值得注意的是，乙基多杀菌素作为对照药剂在喷雾条件下，药后1 d表现出相对较好的防效，但药后3 d防效急剧下降，但其与蓟马食诱剂联合使用可以延长防效，增加药剂持效性。

综上所述，蓟马防治需根据作物生育期调整施药方式，苗期以内吸性药剂（如噻虫嗪）灌根或喷淋为主，盛花期则需结合速效触杀型药剂（如乙基多杀菌素）或复配技术进行防控。因此，本研究推荐采用“苗期内吸性药剂灌根预防+花期中高效触杀剂与诱剂联用应急”的协同防控策略，以兼顾速效性与持效性。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对室内毒力测定的5种杀虫剂均进行田间药效试验，钱康华等^[13]研究发现，室内毒力测定结果与田间药效存在差异的情况，本研究未进行进一步论证。下一步可以探索农药助剂、生物防治等与化学防治的协调作用，为辣椒蓟马科学防治提供技术支撑。

本研究通过系统的室内毒力测定、苗期灌根处理及田间药效试验，综合评价了多种杀虫剂对辣椒上蓟马的防治效果，明确了不同药剂对瓜蓟马和花蓟马的毒力差异及其田间应用的适用条件与局限性。研究结果表明，60 g·L⁻¹乙基多杀菌素SC在室内条件下对两种蓟马均表现出极高的毒力，其LC₅₀值显著低于其他药剂，相对毒力指数达9541.000，与已有研究一致，显示出优异的直接杀虫活性。然而，该药剂在田间喷雾应用中表现出速效性一般、持效性较差的特点，可能与药剂易光解、降解快以及蓟马隐蔽危害习性有关。通过将其与食诱剂复配使用，可显著提高防效并延长持效期，说明行为调控与化学防治协同可有效提升防控效率。

苗期灌根试验中，内吸性药剂如25%噻虫嗪WG表现出优异的持效性和种群抑制效果，药效可持续55 d以上，适用于苗期预防性防控。相比之下，盛花期叶面喷雾处理的防效普遍较低，多种药剂防效低于50%，甚至出现负值，反映出喷雾覆盖不足、抗药性发展及生态位隐蔽等因素的显著影响。

基于以上结果，本研究提出以“苗期内吸性药剂灌根预防+花期中高效触杀剂与诱剂联用应急”为核心的辣椒蓟马协同防控策略，兼顾不同生育期的防控需求与药剂特性，实现速效与持效的平衡。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如未全面开展所有药剂的田间验证，且室内与田间结果的一致性需进一步论证。未来研究应聚焦于药剂复配、农药助剂使用、生物防治整合等综合技术体系的构建，以推动辣椒蓟马的绿色防控与抗药性治理。